我的车钥匙通常会躺在玄关的鞋柜上,那块黑色的塑料外壳有些磨损,像一只趴在那儿一动不动、没有生气的甲虫。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坐公交上班。 老李问我,怎么不开车。 我说,路上空,坐公交挺好。 老李说,路上空你才该开车,踩个油门二十分钟就到了。 我说,路上太空了,自己开着车在里头晃荡,总觉得车轮子底下的路长得没有尽头,倒不如坐公交车。公交车每隔几百米就会在一个固定的站牌前停一下,前门打开,后门关上,哪怕车里没几个人,那种准时的气刹声也能让人觉得这日子正一节一节、很有规矩地往前走。 那些车在晴天里散落在不同的车道上,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间隔着几层钢板和几米宽的空气,清清爽爽,互不相干。 可是,一到下暴雨的日子,情况就完全变了。 雨水砸在窗户上,噼里啪啦地响,外面的世界被一层灰蒙蒙的水雾罩住。 这时候,哪怕是平时一握方向盘手心就发汗、连倒车入库都要折腾出满头大汗的人,也会咬着牙把车钥匙塞进口袋,跌跌撞撞地坐进驾驶室。 我把雨刮器开到最大挡,那两根橡胶条在挡风玻璃上疯狂地左右摇摆,发出沉闷的刮擦声,但其实什么也刮不干净。 高架桥很快就变成了一条静止的河流。 红色的刹车灯黑压压地排成了一长串,在雨水里晕开成一团团模糊的红斑。 前面的车不动,后面的车也不动。 一个小时过去了,仪表盘上的时间跳了六十下,但轮胎底下的白色标线连一公分都没有挪窝。 老李在旁边的车道里,隔着两层满是水珠的玻璃朝我咧着嘴笑。 他那辆高级轿车的雨刮器动得比我的要优雅一些,尽管如此,那两根高级的橡胶条也同样只能在原地徒劳地晃动,不分贵贱。 后来我发现,暴雨天里大家都抢着开车出来受罪,其实并不是为了更快地到达那个水泥格子间。 在这种天气里,公交车的站牌被大雨冲刷得看不清字迹,等车的人在站台底下缩着脖子,鞋袜全湿,那种被大自然和秩序同时抛弃的狼狈,谁也不想领受。 于是,大家宁愿把自己塞进一辆铁片盒子里。 在这个被堵得严严实实的高架桥上,会开车的和不会开车的,十万块的代步车和几百万的进口车,全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强行揉在了一起。谁也别想开得比谁快,谁也别想提前把车轮子拔出来。大家在各自的盒子里,听着发动机单调的轰鸣,看着雨水把世界的轮廓冲刷得面目全非。 这很傻,但没关系。我把电台的声音拧大了一点,里面正在播报着哪个路段又因为积水而瘫痪。 反正大家都堵在这儿,谁也去不了别的地方。 在这场暴雨里,所有人都困在了同一条高架上...
Notes from a Life in the Garment Industry. Observations and conversations from factories, fabric markets, trade fairs, and the ordinary days in between. Stories of the garment industry—and the people whose lives unfold within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