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机里正放着那首叫《黄昏》的歌，“日落西山天际一片暮色沉沉，我俩就要走进黄昏”，旋律动人，歌词恳切。
我放下手里那叠写满数字的进销存单子，揉了揉发酸的眼角，看着手机屏幕。
"周海媚走了，李玟走了，金庸也走了。我们呢？"
这些名字再屏幕上缓缓飘过。我盯着看了一会儿，这些名字里的人，小时候天天在我家那台破电视机里热闹地说话、打斗，现在一个接一个地不在了。
老李从隔壁走过来，把一份尾查报告扔在桌上，他点了根烟，冷不丁地说了一句：“我们老了，身上的肉也跟着松了。”
我觉得他说得对。
我们小时候点过煤油灯，灯光把影子在泥墙上拉得很长，摇摇晃晃的。老式的煤油灯是大圆肚子，没有玻璃瓶盖，稍微有风，就摇晃的厉害。新式的煤油灯是长圆形的，上面有一个玻璃罩，不怕风吹。
我们也看过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换台要拧那个塑料旋钮，咔哒咔哒地响。
后来长高了一点，就去骑长辈的二八大杠，腿从那大铁架子的三角大梁下面穿过去，别扭地够着脚踏板，奇怪的是，车子和人斜成了一个约末20度的角，也不会就此倒地。
那时候的夏天很长，我们在小河沟里摸鱼，摸螃蟹，在麦田里逮青蛙，偷别人地里的瓜。
那时候，我们用圆珠笔在手腕上画了一只手表。那只表的指针是死的，从没走过，却神气活现地替我们困住了整个童年。
小时候站在村头小卖部那块擦不干净的玻璃柜台前，里面的泡泡糖和彩色弹珠什么都想买，可兜里抠不出一分钱。现在走进写字楼底下灯火通明的山姆超市，卡里的余额足够买下一整排货架，但我推着推车转了整整三圈，看着那些精致的包装，竟然不知道该拿什么。
小时候摔了跟头，膝盖磕得血淋淋，哭着哭着看见一只蜻蜓飞过去，抹把眼泪就笑了。 现在坐在格子间里看财务报表，看着看着，不知怎么强扯出一张笑脸，眼睛却生生熬得干了。
这些年，我们手里拿的东西换得太快了。传呼机换成大哥大，大哥大又换成现在这个两分钟不看就丢了魂的智能手机。高架桥外面的高楼像搭乐高一样长起来，房价从三千一平涨到几万。我们为了在这庞大的城市里住进一间属于自己的水泥盒子，把白天的力气和黑夜的睡眠，通通填进了打卡机。
人到中年，本来以为手里的资历和二十年的经验能让步子放慢一点，能像施总那样守着个不大的摊子，端着保温杯，安安静静地看窗外的车水马龙。但外面大风吹过，又卷来了无数听不懂的新词——信息大爆发，生成式AI，数据算法。
屏幕里的那些代码和算法算得太快了，冷酷、自私、不带一点人情味。我们只能拖着这副开始缺钙、关节发酸的骨头，每天在电脑前学着那些念不顺口的新工具、新技术，生怕一觉醒来，连九九六的格子间座位都被人给刨了。
后来我终于发现，我们这代人，其实并不是要去什么远方。我们只是被时代裹挟着，跟着那些冰冷的算法一起，把这具叫做中年的皮囊，一点点打发掉罢了。
收音机里的《黄昏》唱完了，不合时宜的汽车广告劈头盖脸地砸出来。
我把手机面朝下反扣在桌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重新拿起那支快没有墨的签字笔，在一叠厚厚的订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